1991年底，我来到温哥华留学。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旅行。我身上带的除了一箱子书和衣服外，只有六十美元。
 
也只能有六十美元。那是当时所有出国的大陆人允许兑换的外匯定额。当然也可以在黑市上换。但是在给政府交了一笔大约有两万多元的培养费——因为我没有工作毕业后直接出国，加上买机票后，我父母已经竭尽所有。九十年代初，一个普通知识份子家庭能有几万元存款也很稀少。
 
是两个在SFU和UBC读书的北大校友接的机。十二月的温哥华，蓝天，雪山，各式各样的独立屋，让我觉得置身画中。他们把我送到西区十街与Blanca交界的一个独立屋前。那是中国领事馆安置公费留学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地方，偶尔也接待一下急需住处的自费生——对自费生每週大概收15美元。当然只能临时住一两个星期，而且是和另一个女生合住。校友帮我安顿下来，又带我去近处的Safeway购物。我买了一大桶牛奶，只要1.99， 还有面包、火腿片、便宜的红蛇果，我想这些足够维持一个星期了。
 
第二天，我用磕磕绊绊的英语给导师打电话，然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他是个中国通。于是，我就用中文向他解释为什么我晚来了一个学期。考託福要证明，办护照要海外关系，还要找个落档案的“单位”——虽然我不可能去上一天班。最后还要交一大笔培养费。出国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可是年轻的我就是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终于来了。
 
后来导师带我见系里的秘书Enid，一个慈祥的胖胖的苏格兰老太太。我忘了我究竟把自己的情况说清了多少，但想必Enid 接待过不少像我这样刚下飞机就等?拿奖学金支票的学生。她答应催促财会处，尽快给我发支票。
 
不到两个星期，我开了自己的银行帐户，搬出了临时住处，在UBC校园里的学生家庭宿舍里找到了一间出租屋。那是和一个秘鲁的家庭合住，但我毕竟有了自己的一间屋。我可以徒步走到图书馆，校园对我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全世界的大学都一样，我在其中感到安全。我也可以走到海边，看天地如何在我眼前展开，那么广阔。
 
到达温哥华时正是圣诞节前夕。我的第一个圣诞夜是跟几个北大校友到本那比的Willington大教堂看圣诞礼拜。对我们这些外乡学生来说，Willington教堂足够多元，足够现代，足够包容。听?圣诞颂歌，我开始懂得感恩。
 
后来的路当然也很长。博士毕业后，为了工作，我曲曲折折跑了好几个地方，甚至跋涉到南半球的悉尼，最后才又回到温哥华。但这些路并没有白跑，这些经验让我知道我有多么想念温哥华，那个最初接纳我，帮我打开眼界的地方。 这些经验也让我知道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一个自己认定的目标，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