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在那里，只要往上爬”

暴雨来临前的香港理工大学，晚上9点，刘宇所在的电子及资讯工程实验室里静悄悄的。即使是周末，仍有3位学生在加班。刘宇说，这里的工作时间从中午12点开始直到深夜12点，他们的导师则从早晨8点半开始就驻扎在实验室的三间私人办公室里，敦促学生工作，自己兼做研究，直到晚上10点半。办公室里撂满了各种书籍、材料，有点凌乱，感觉像随时都要从手边抽一叠来读的架势。“国外的学者教授都是这样。”

这是刘宇待在香港的第7年。8月，他将到美国马里兰大学继续深造。在实验室一间辅导室里，刘宇说起他来香港读书的经历。

2004年，刘宇考入浙大信息工程专业，当时香港理工大学每年都会在浙大招收10名左右的学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刘宇选择了来香港读书。父亲是大学老师，他不停地告诉刘宇，香港的学术环境安静，实验室里的老师做学术专心，没什么行政压力、人事斗争，都是真才实学。“浙大新生QQ群刚混熟，对什么都没有概念的时候，就去了香港。入学登记时，还忘记带录取通知书，工作人员就拿来一张副本叫我重填，这在国内是多麻烦的一件事啊。”

以前看电视觉得香港与内地一样，到香港读书以后，刘宇却发现两地的文化差异比他想象的大。有次，他在大学洗手间里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就找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清洁工人来了以后，很快发现了源头，“一个阿姨，很轻易地说出了氨的英文”，刘宇想了很久，也没能想起氨的英文怎么说。

“在香港，确实更容易找到国际化视野。”过去的几年里，刘宇已经在国际顶级行业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这在国内大学里是相当困难的。“他们不太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章，因为不是用英文完成的，而我们这里直接是用英语做科研。”根据UGC的数据，2007年到2008年之间，香港5871个研究职位中有一半以上由内地学生获得。

在刘宇看来，香港大学里另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地方就是学术操守。他将这种学术操守理解为，不抄袭、肯定能用、有成效，其中不抄袭是道德底线，肯定能用和有成效是起码要求。“在内地，做事不用做到最好，但在香港不同，做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刘宇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车牌检测器，准确率每次都能达到100%，而内地的同类产品只能达到80%。“内地每天工作8小时，香港一天甚至要工作16小时，工程师水平就能超出内地一大截。”

导师也经常灌输给刘宇和他的同学这样一种观念，我给你这么多钱，就是要你做这么多事。在实验室的经费中，项目和科研的资金全都以人力成本计算，导师和教授的薪酬另外支付，“所以，教授没有经济压力，完全可以专心做事。”

现在，刘宇每月拿1万6的工资，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渐渐不上QQ，也不会在人人网上关注同学的动态，他觉得跟原来的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他们关注的新闻他也不知道。他的圈子不大，同事、同学、导师、老板，很多人的身份还是重合的。

“香港城市小，圈子也不大，如果你造假了，抄袭了，所有人都会知道，以后你就很难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

刘宇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期《时代》和《亚洲周刊》，这是他在香港最常阅读的刊物。现在，他经常提到的两个词是，“国际化视野”和“独立思考”。“如果我在内地读书，毕业后可能也跟我同学一样，现在我来到香港就是国际了。”

“城市小，那种感觉就盖过来了。”“什么感觉？”“在人堆里往上爬。”晚上12点，刘宇从实验室里出来，隔壁电脑房里有人在用电子琴练习曲子，经过几处楼梯转角，有人坐在沙发上聊天、讨论，整幢大楼灯火通明，毫无睡意。“在内地，你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知道成功会在哪里。在香港，目标是确定的，就在那里，只要努力往上爬就可以了。”

两种身份

前几年，刘宇在电梯里几乎很少说普通话，他担心一开口就会暴露出“内地过来的”这个事实。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内地学生不太一样，从本科到硕士，接受的是一整套香港教育模式。香港人的思维和视角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他的头脑。

可是，他仍在两种身份里徘徊。“看到内地过来生孩子的新闻，想到跟自己无关，我就会从这种身份里逃出来。上通识教育时，看到内地欠缺的地方，我们这些内地过来的又觉得挺难过的。”

对于大多数内地学生来说，不会说广东话几乎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去茶餐厅吃饭，因为不会说广东话，服务员的态度就变得很不耐烦，我就很生气，心想‘我有文化，还是要被茶餐厅的大妈鄙视'。”港大一位女生说。“打电话转人工服务的时候，回答是广东话请按1，英语请按2，普通话请按3，按3之后接起来还是广东话，在这里讲普通话会觉得麻烦人家。”

在港大特有的hall文化里，广东话也是新生融入集体的通行证之一，有学生坦言，“不会讲广东话，住hall可能会被歧视。”

入学后的两个月内，学校里专门开设了广东话课，专门介绍香港，把太平山顶、庙街都逛了个遍。等到学会了广东话，刘宇开始等待7年期限的到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这条理由足以使去香港读书多了一层更深的意味。“一些内地学生都在熬这个7年，如果已经读了4年，当然要继续下去，否则不就亏了吗？”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刘宇的同学提前回内地找工作，却发现同一家公司，给内地员工开出的薪酬是3000块，给香港员工开出的却是10000块。

而对于刘宇来说，他已经更懂得规划自己的未来。“如果在美国，突然有什么变化，离开超过3个月，至少我手头还有一本香港护照。”刘宇说，他很在意这本可以自由通行的护照。大三时，系里组织去日本游学，全系只有20个名额，靠抽奖决定谁能去，他和另外一个内地生中奖了，最终因为护照问题无法成行。“想要去那里比真的去那里更重要。大学里，每到假期，内地学生即使有钱，也只能跟团，香港学生就能到处旅行。在香港待久了，也就习惯了不受限制，尤其在这种时候。”

在他渐渐了解香港社会之后，这种渴望又带有更加微妙的心理。“香港有各种各样的假期，本地人又没什么可玩，旅行就成了他们度假的方式之一，甚至是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

现在，刘宇已经不在乎是否在电梯里说普通话了。“因为你不会在乎别人会不会歧视你，你根本不想跟他发生心理联系。刚来香港的时候，过马路等红灯都很紧张，总觉得没有信心，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但他仍然不会在广东道这种内地游客频繁出没的地方说普通话。“别人穿凉鞋，我也穿凉鞋，但你仍然还会觉得他是暴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