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已在日本留学五年了。有时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似乎岁数越大,时间也就流逝得越快,就像现在过一周,要比小学时的一堂课还要快。时间真是奇妙,过去五年的时间可以很短,但这五年中的某一天却长得难捱。
刚去日本的时候,因为语言局限,我曾在一家生鱼片加工厂打工,整天面对的只有死鱼。最初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两个动作:上一刀、下一刀,把鱼头剁掉。厂房里的温度终年被控制在摄氏十度以下,冷啊!进入厂房前,要通过一条消毒隧道,“噗嗤”一股白色的烟雾从头到脚喷射过来,总会让人打个冷颤。
一身装束是:白色的卫生帽、一次性白口罩、白色连裤紧身工作服,再套上防水橡胶围裙,足登一双到膝盖的防水胶皮靴,样子滑稽可笑,像医生,像渔民,像屠夫。每逢周末十个小时的机械工作结束时,我常常还会握着“屠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觉得自己就像一条死鱼。
长这么大,最长的一天是在工厂跟死鱼一起度过的。2000年春天,我还在和死鱼搏斗,为了读书,为了生计,为了给在家里等着我的“屁将”买肉吃。
“屁将”是我1999年刚到日本时,那年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扔下的小狗,我收留了它。几个同学嘲笑我,说日本消费这么高,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养一只狗我心想,养不了再送人吧。其实养上就后悔了。养一条狗,的确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屁将”是只很棒的狗,它温顺可爱,有情有义。它很馋,爱吃肉,身体也弱。收养它之后,我戒烟省钱给它治病和买肉。每个周末,我得加倍工作,切加倍的鱼,为我和“屁将”买足够的食物。
那一天是4月27号,我26岁生命中最长的一天。27号之前的三天,“屁将”生病了,不吃不喝,只是无力地躺着。24号,我没在意;25号,我没太在意,以为它感冒了;26号,情况更糟,我紧张了,下课后带它去医院。医生做了检查,说有块异物堵在它肠子里,消化不掉,也排泄不出来,不做手术就只有等死。
可手术费合人民币5000多元,这对当时已经穷疯了的我,无疑是晴空霹雳。医生说它还能挺两天,于是,我带着“屁将”回家了。我翻箱倒柜地找出所有现金和银行卡,把所有钱加起来也只有4500元。还差500元!我想,27号那天没课,我可以工作十个小时,可以挣到这救命的500元钱。
26号晚上,我没怎么睡,一直陪着“屁将”。27号凌晨5点,我骑车奔赴鱼厂,6点到达,6:10开始切鱼。
那一天我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可切起鱼来却不像往常那么累了,腰和腿都没了感觉。我就那么疯狂地切呀切呀,不时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可分针和时针怎么就是走不动。我全然没有了正常思维,就想抡起刀砍向那只时钟。
我形容不出那十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下午四点,我放下刀,领了钱,跨上车直往家冲。这时思维才一点点恢复清晰,头脑逐渐清醒,心里反复念叨着:“‘屁将’坚持住,我们的钱凑够了,可以马上手术了。”
当我推开门的时候,“屁将“的身体还是温暖的,但心跳已经停止了……我大脑一片空白,只觉脸上冰凉冰凉的。我想我一定哭了。我失去了在异乡唯一的亲人,失去了与我相依为命、对我忠诚不二的亲人。
那一天可真长啊,那种长长的痛一直延伸到五年后的这个夜晚。而今夜在北京,痛之后,我也更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