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年来，赴美留学的人数呈指数增长。留学生们面对异国的语言和文化壁垒，大多沉溺在了相对封闭的华人圈子，少与美国同龄人接触与交流。这种 “难融入”现象，并不是所有留学生们都希望看到的;而留学生们面对这种现象的无奈和隐藏在这种现象后的非人为因素，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

十一年前，我揣着1900美元，带着两个行李箱，转了几次飞机，来到美国雪城，在雪城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原以为纽约州有“大苹果”纽约城，既然雪城也在纽约州，应该不会和上海有多大差别。来了却发现，需要适应的地方极多。

例如，我在美国的信用记录为零，申请信用卡屡次被拒。交通更是大问题。雪城的公交车不是几分钟一班，而是要拿着一张时刻表，在雪地里等着。考驾照，我第三次才通过。我从一个退休飞行员手里买下了第一辆车，这几乎用去了当时积蓄的一半(800美元)，几个星期后，车的变速器坏掉，维修的报价为1500元，比原价还贵，我只好放弃。再后来，家人来雪城与我团聚，而此地著名的“湖泊效应”暴风暴差不多也开始了。从10月底到次年春末，整个城市常为几英尺的积雪覆盖，我们挤在一个阁楼改造的小房子里，无处可走，郁闷看得见。

 除了生活上的各种挑战之外，学习上也有些没想到的问题。听课的时候，过了颇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老师的说话方式。说起来有些丢人，我在国内的专业还是英语。事实上，刚来的时候犯的极低级错误都有。我去最为容易点餐的地方——麦当劳。点完服务员问我一句话，似乎是问我要不要“赶上”我的薯条(Do you want to catch up with your fries)?作为万物之灵长之一，我为什么要赶上愚蠢的薯条呢?我正在纳闷这算哪门子美式幽默，服务员却摇了摇头，递给我几包小小的番茄酱。一看包装，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ketchup(番茄酱)——在我的中式英语思维里，我还以为番茄酱叫tomato sauce。这类经历我的一个伊朗老师也有过。刚到美国，他进了餐馆，连怎么点菜都不知道。去餐馆时，他闭上眼睛，让叉子倒在哪里，他就点哪个菜。受早年经历影响，这位教授极力主张学校“国际化”，改造其课程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留学生，也让本土学生得益。学校对此倡议不冷不热。教授出师未捷身先死，国际化使命中道崩殂。

和其他国家学生一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学习各方面调整并不容易，但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了更为密集的关注。最近一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各国向中国留学生打开了闸门。在美国，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但由于中国学生对于美国接受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面临的挑战也随之高涨。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亲眼见证了一些中国留学生遇到的挫败。

和我们这些老留学生不同，新一代留学生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起码也是收入尚可的中产家庭。老留学生自费留学，读研究生的居多，靠奖学金生活的比例不小。新的留学生，有不少从本科甚至私立高中开始读，学校很少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些学生的学费也成了各校可观的收入来源之一。这些学生也不再全被看作可能成为美国财务负担的可疑分子，在签证中被一再刁难。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优质客户，也在一定程度上帮着拉动本地经济——一些中国学生来美国后，有实力立即购买新车。

 然而，解决了生存的基本所需之后，今天的学生面临不同的调整和适应问题。让这些新一代留学生沮丧的是，他们被视为“异类”，和所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格格不入。老一代留学生人数少、较为孤立，所以努力融入的动力更加强大。而今天的留学生可以随时找到一个庞大的老乡团作为后援，所以反而较难跨出心理的“舒适地带”，去更主动地融入校园文化，熟悉美国课堂。《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不是异类”的文章(作者劳伦·戴维森，2013年11月1日)引述了《南华早报》的报道称，进入常青藤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分之一退学 ，不过对于这个惊人的数据，也有人指出研究者是从校方处拿到的退学数据，但这些退学者也有可能并未放弃学业，而是转到其他学校，因此可能有夸大之处。无论如何，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出现种种障碍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成因很多，但多半可归结为学校和学生双方的互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问题，学校有责任。比如一味对中国“扩招”，而不去让校园的资源和课程更为国际化。多年来，许多中国学生告诉我，很多学校的“使命宣言”中虽有“多元化”的使命，却大部分口惠而实不至。到了美国后，很多留学生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放羊”式教育。适应被视作这些留学生的私事。大部分教授忘了班上还有国外学生，虽然美国众多高等院校的留学生比例普遍出现增长。一些作业和要求带着某些针对本土学生的假设，留学生听了一头雾水。比如，有的教授以为学生都知道学科所用的美国心理学会(APA)或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学术文献规范。很多留学生因引用不当，被视为作弊。美国学生司空见惯的一些课堂教学和测试方法，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可能知之甚少。有美国教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学生倾向于“集体式思考”，因而能适应学校的团队作业。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过去作业多为单打独斗，很少有协作式的作业。

不过，也有不少大学鉴于留学生数目逐年提升的现实情况，开始做针对性的工作。中国留学生超过3000人的普渡大学，甚至有专人研究、开发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教学方案。一些小学校，如我所在的艾比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开始针对老师开展培训，让老师了解留学生们的独特挑战。学校举办多次针对性的讲座，告诉老师如何考虑留学生的处境，比如在小组作业中，刻意安排本国学生和留学生参加一个小组，以便大家有更多机会相互接触和帮助，而不是放任他们各自扎堆。小组作业中国学生极不熟悉，但老师的这种安排，很多留学生非常喜欢，因为可借此机会，接触他国学生，了解彼此的文化。学校留学生办还在筹办“演说团”，安排留学生去本地社区(如中小学)去讲述各自的文化，让留学生不只是被动接受美国文化。留学生办公室顾问露西·道森(Lucy Dawson)表示，有时候外国留学生不喜欢主动出击去进入美国文化，而一些有“结构”、有“规划”的活动，学生则非常喜欢。可见有时候大家不是不愿意融入，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渠道。

但是即便我们这样规模的学校，也有来自47个国家的留学生。完全指望老师来适应学生，或是都指望留学生办的“组织安排”来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大现实。从留学生离校前的访谈上看，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过去学习习惯也千差万别，教授无从面面俱到地了解。中国学生可能适应标准化考试，而我们学校一个来自埃及的学生，遇到标准化测试，见一个题目下面有ABCD四个选项，且看上去都差不多，就觉得无从下手。

更为关键的适应办法，是学生应该自己做足功课，去适应新环境。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四年下来，英语能说得没有口音，学业上有所成，且结交了很多本地或其他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通常都刻意接触、深入本地的学术和生活环境。而且他们情商颇高，不因一点点困难就轻言放弃。这种优秀的留学生每一届都有，所以不可笼统地放大留学生面临的“融入”问题。

但也有不少留学生遇到挫折，不是迎难而上，而是开始退缩。当他们和美国学生之间出现沟通障碍的时候，不是去继续尝试，而是撤退到同乡的小圈子里。有的留学生十分“土豪”，明明学费食宿费已经包括了在学校宿舍的住宿费，却搬到校外和中国同学合租。前不久，网易曾经给俄亥俄某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做过一期专题“失落的留学梦”，上面有年轻的留学生在一起打麻将或是抽烟喝酒的图片，引起了担心形象被丑化的当事人强烈不满。

留学生扎堆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个现象在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有存在。毕竟文化上同根同源，接触起来更为容易。中国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一些。扎堆使得学生忽略学校合理提供的资源，而自己找“同乡”想办法。这种做法貌似有效，却属欲速则不达之举。作为课程设计人员，我和老师接触很多。常有老师纳闷，为什么中国学生不去看课程大纲上写明的要求，也不利用答疑时间(office hours)来咨询，而去问中国同乡。同乡给出的信息往往并不准确，大家是在以讹传讹。美国老师通常都愿意给学生花时间。来我们学校的一位法国女孩朱利亚称，在法国，她接触到的老师往往上完课就走人，很少额外在学生身上花时间，而在我们这个学校，美国老师愿意和学生交往，甚至邀请学生到自己家里。老师通常不是刻意疏远中国学生，将其视作异类，而是中国学生不去利用这些现成资源。这是很可惜的事。

另外，中国留学生可能是习惯了“标准化”测试，时常寻求“标准答案”。做作业的时候，可能会去抄学习比较好的师兄师姐的听课笔记，以为这是老师要寻找的答案，结果作业雷同，被判为作弊。在美国，老师通常鼓励原创的解决方案和独立思考。留学生在一起抱团，做作业相互帮助，有时候会证实老师对他们缺乏诚信、在一起作弊的怀疑。有学生作弊，被抓住后，说在中国大家都这样，这就摆明着给自己的国家抹黑了。前不久，我应邀去给一群老师做培训的时候告诉他们，中国学者如有学术抄袭问题，被曝光，这些人一样会声誉扫地。随着老师对不同学生接触的增多，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作弊并非“中国特色”，毕竟也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很快适应了美国的学习方法，不需要通过歪门邪道也能获得好成绩。

另外，留学生的扎堆，也使得留学生社区和当地社区绝缘。网络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现在大家在美国一样可以用微信这类社交工具。这些工具自然是好东西，让国内国外沟通无障碍，但是耗时过多，则容易让人“玩物丧志”。到了一个自由的环境里，照理说大家应该可以去找质量最好的信息来源，但是实际情况，是大家用这种自由，去消费更为垃圾的信息。就好比一个孩子离家之后，脱离了父母管束，却开始放开了吃垃圾食物一样。很多青年人出国前，设法“翻墙”看“墙外”的消息。但是出国之后，却把大量时间花在一些国外中文八卦网站上。大家有空就看《文学城》，而不是去看《大西洋月刊》、《时代周刊》、《赫芬顿邮报》。这固然跟大家背井离乡后渴望获得与故土有关的讯息有关，但跟很多人固步自封不无关联。这些习惯等留学生毕业后工作了也改不了。过去我送孩子去一家大学的教学楼上中文学校时候发现，《纽约时报》在教学楼里可免费取阅，但是很少有中国家长去拿。我却听到有家长在讨论通过卫星电视之类方法收看过的湖南卫视节目。

随着留学生的增多，很多人也觉得没有必要接触当地社区。美国很多学校处在大学城，地处偏僻。但每一个社区，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深入进去，当地节庆、俱乐部、体育运动、音乐表演、各国餐饮，也多姿多彩。如果一味在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中国梦”，未免陷入失望。篮球明星易建联去密尔沃基雄鹿队效力，后来萌生去意。密尔沃基市从市长、议员，到雄鹿队领导层，无不挽留。易建联却嫌密尔沃基中国社区小，不愿多待。当时曾有一位体育评论员嘲讽，在美国打球，却嫌一个地方中国社区小，如此依恋，何不回中国?那里中国人最多。当然，易建联的这番说法也可能只是拖辞，并非本意。

　　说到融入当地文化，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融入主流”这几个字。在华人圈中，“融入主流”其实就是“成功”的代名词。其实美国这些年社会分裂也颇严重，蓝州红州差别不小，并不存在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主流”。美国甚至也不是什么“大熔炉”，要把个性不同的人都化到一起，搅得面目一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里是“色拉碗”，在这里可各取所需。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选择，决定了留学生活的质量。同一批学生进来，由于选择不同，四年后结果也可能判若天壤。消极地看，一些学生是被父母逼来留学的，不去接触当地社会和社区也是一个选择，但横竖要在这里待几年，这么做多少有些可惜。

　　十几年前，当我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也曾想像猪八戒一样，回高老庄了事。不过我认识到人总要不断打破自己的舒适区，才能进步，所以最终坚持了下来。我自己带着家人和孩子，力争参与当地社区的各项活动，并从中找到了各种乐趣。当然，直到如今，我永远没法过没有豆腐和老干妈豆瓣酱的日子，不过在此同时，我们也喜欢上了“真牛”汉堡(Wholly Cow)和施洛茨基比萨(Schlotzsky's Pizza)。我依旧用中文写稿，但是我爱上了美国方便的数据库。更重要的是，我们结识了很多友善的美国人，他们的热心和友爱，让人常常忘记我们存在筷子和叉子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