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明日报 消息，一生埋首科研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章综，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27日在京逝世，享年90岁。至此，今年已有21位两院院士远去。而自2018年1月以来，这20个月已有52名两院院士离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这些前辈与时间赛跑，让中国改头换面，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

比如我国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高长青同志，自1995年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国立心脏病研究所取得医学博士（M.D.）学位后，就开始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工作，历任该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副院长等职，并在2007年成功执行了中国第一例机器人心脏手术。

高长青一生做过5000余例手术，无一失手

又比如中国半导体学科和红外学科创始人之一汤定元同志，1948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学习，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195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先后主持撰写和编译出版科技专著和科普书籍12本，为中国物理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三位中国同学。

自左至右：汤定元、肖济安、徐亦庄。

再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查全性同志，曾在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并在回国后首倡恢复高考并被采纳，被誉为“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这一倡导，让无数人的命运得以被改变。

1977年12月，全国570万名考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这些前辈为新中国做出的贡献不会被历史遗忘，他们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应被后辈传承。

把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贯穿到实际行动中去！

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国出现又一次“留学潮”，不少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走出国门，见识海外世界，“留学报国”也成为那一代留学生的普遍共识。

作为老一辈海外留学回国的杰出学者，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在给青年大学生李江的信中写到：

我年轻时，曾经出国留学。在异国他乡，我热切地怀念过祖国。昔日中国人在国外，是被人瞧不起的。当年我出国留学时，就决心刻苦学习，为中华民族争这口气。

一九一九年，我十七岁时到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公费留学。毕业后，我又报考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我已在帝国大学数学系任讲师，指导教授还准备聘请我去某大学当副教授。这样的机会应该说是不可多得的。可是，我还是决定回祖国任教，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

回到祖国后，生活很困难。在浙大代校长的资助下，我还是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日本接了回来。日本生活条件那么好，国内生活穷困得很，自己为什么选择后者呢？我想，吃苦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

苏步青同志是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被誉为“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东方第一几何学家”、“数学之王”，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1931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并于当年回国任教。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40年前，52人出国，

回国后15人成院士！

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下达后，新中国掀开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热潮。那一年，中国向美国派出的首批52名留学人员启程出发。

同机飞往美国的52人中，除了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姜伯驹、张恭庆是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去的，其余50人都是被称为“访问学者”的留学生。

那时，国内指出了对留学工作的指示：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是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为了贯彻这项宗旨，教育部就迅速展开了选拔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从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各大高校选出50名学者，其中清华有9人。

为了赶在中美建交前夕到达美国，他们在此乘坐途经巴黎的飞机转美航，历经25个小时抵达华盛顿。

现在清华教授赵南明曾回忆道：“当时经济落后，外汇奇缺。我们50个人只有50美元，在领队兜里揣着。”

“听说国外到处都要小费，上厕所也要给小费，就特别紧张，害怕拿不出来钱。从中国到巴黎，飞机要降落的时候，互相使个眼神，排队一个个上厕所。”

他后来说，直到到了美国，联络处才给了他们经费，想想那时候还是蛮窘迫的。

给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统一制作的大衣

“出国前夕，我们去做了西装、帽子、包，都是一模一样的。”

赵南明教授笑着又说：“当到了巴黎的时候，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浪漫时尚之都顿时傻了眼，他们看我们仿佛就像‘外星来客’似的。”

邓小平迎接首批52名留美人员

“中美建交”的历史见证

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留学生，在美国圣诞期间到达美国，为中美建交打下了良好基础。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当时邓小平在白宫迎接了中国首批52名留美人员。

现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回忆，在卡特夫人为卓琳女士举行的招待会上，全体留学生收到了卓琳的接见。

她语重心长地讲了话，勉励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随后这批留学生被分配在乔治城大学和美利坚大学进行强化英语训练，经过三个月的语言学习，50人被分配到了顶尖名校的研究所开始学习，包括MIT、加州伯克利大学等。

位于加州伯克利大学校园

第一次与电脑接触

图书馆、实验室、计算机房成了常驻地

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张楚汉说：“当时，我们夜以继日，每天晚上搭乘午夜末班车往返住地，为的是回国后可以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考卷。”

当时，赵南明教授也说，那段时间是这么多年来工作强度最大的两年。他从农村小镇考到清华，俄语是第一外语，英语没学好，一开始搞原子能，会看英文文献，但讲话完全不行。

他后来还说，去到美国，我晚上12点从实验室离开，没有周末节假日。

那时候刚到麦迪逊的柳百成院士，住在一个普通美国寄宿家庭，看到房东太太7岁的儿子正在玩苹果电脑。他感到特别吃惊，因为出国前自己从未见过电脑。

但在美国，连小孩都能自如操作。“我感觉，或许有一天，计算机会改变人类的生活。”从那以后，他就一杯咖啡到凌晨三点，和本科生一起学习计算机高级语言。

薪火相承，新一代中国人要接班！

对于首批留学生来讲，拓宽眼界是他们最大的感受。李衍达也是当时留学50人中之一，他现在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说打开眼界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今天的启发就是要敢于创新工作，一定要自信。留学让他们看到了科学国际发展方向、潮流，也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差距。

留学生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西伯格（后排左二）

第一批被派出国的52人中，回国后有17人成了院士。从首批52人的涓涓细流，到如今的66万。

根据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到了519.49万人，其中有313.2万名留学生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

这种满腔热血的拼搏和努力，也希望留学生日益激增的今天能发挥更加淋漓尽致——保持着留学者的初心，拥有着留学者的灵魂。

薪火传承，新一代中国人要接班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