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见到简，是上个月在复旦的校园里，这时距离我们上一次在波士顿见面已经过了整整五个月。有意思的是，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的我，这还是第一次走进复旦。而在美国长大的简却已在这里度过了近一个学期，俨然把这儿当成了第二个家。

　　我们约在光华楼前见面。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点，不一会儿便看到简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从远处赶了过来。她穿着简单的绿色外套和带点民族风的黑底白花裙子，皮肤晒得黝黑，一眼看去竟像个豪爽的藏族姑娘。她看到我，老远就咧开嘴冲我笑。骑到我面前，她干脆地跳下车，冲过来给了我一个美国式的热情拥抱。

　　花时间自己去探索

　　我们边走边聊。她的中文比起在波士顿时流利了不少，口音少了生硬，说话时的神态也自如多了。她说她喜欢跟中国同学聊天，往往是对方说英语而她用中文回答，双方的口语都得到了锻炼，可谓一举两得。

　　说到课业，她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太简单”的评价。作为交流生，她的课表上只有三门课：中文、中国宗教、文化与社会，全部由复旦的老师用英文讲授。在波士顿大学就读医学预科的她，之前的课表一直被大量高难度的理科课程所占据，如今的这三门课对本来就略通中国文化的她而言自然是“小菜一碟”。我笑问她会不会因课程简单而觉得无聊，她耸耸肩说不会：“我觉得这样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自己去探索中国的文化。我来这儿不只是为了学习知识，更多的是为了了解文化。”听她这么一说，我真有点惭愧于自己狭隘的想法了。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我们到了她的宿舍。在这片名为同和的国际留学生住宿区里，聚集了在复旦就读的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简和两位来自阿根廷的女孩同住，她们的宿舍位于二楼，宽敞的房子里有三间卧室和一个大大的客厅，冰箱彩电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台DVD播放机。沙发前的茶几上摊了不少影碟，我随手翻了翻，有好莱坞新出的大片，也有像《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经典的中国电影。简说她很喜欢中国电影，而且“已经能基本听懂了”，言语间满是自豪。

　　到农村实践考察

　　晚饭时，我们聊了很多。简说她前一阵和其他几个留学生一起到安徽农村实践考察。“不是旅游观光的农村，是真正的农村。”简特意强调。她说那村子早先发迹过，家家户户都建了漂亮的大房子，如今却只剩一个脆弱的空壳。村里只有一条路，此外就是坑坑洼洼的泥地。年轻人全出去打工了，他们在村里只看得到老人或抱着婴儿的妇女。村里人一般不太接近他们，只是远远地看着。学校里的孩子们却很喜欢他们，一直围着他们说话；他们则尽量教孩子们一些简单的英语，因为那村里“根本没有英语课”。

　　简说她回来后去金茂大厦参观，在高空俯瞰整个上海，鳞次栉比的高楼和熙攘的车流令人惊叹，可她却忘不了安徽那个只有一条路的农村。“有些人很有钱，可有些人却很穷。”她认真地说。安徽农村里渴求知识的孩子和上海城市里的灯红酒绿，让她直观地感受到了两者的巨大反差。

　　还有一件事让简印象深刻。一个准备考托福的女生问简一道练习用的作文题：我们是该年轻的时候花很多钱，还是把钱存起来以后花？简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第一个选项，因为“年轻时我们身体好、有精力，应该多享受生活。”可那个女生却说“不，应该把钱存起来”。她很认真地问那个女生为什么，对方回答说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以前有过苦日子，所以想要富足安稳的生活。

　　简随即说：“西方人喜欢去世界各地，而中国人却喜欢安稳地待在一个地方。那个女生跟我说，‘在这个世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你试着努力，但每天仍是一种挣扎。这不仅是社会的压力，更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这段话她是用英语说的，我猜这一定也触动了她内心的某个角落——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无论是身在世界何处的年轻人，肩上承担的都是相同的希望与迷茫吧。

　　“朋友”是最大财富

　　愉快的晚餐结束后，我和简在地铁站前道别。分手时，我问她在上海的这几个月里什么给她印象最深，她想了半天回答说：“朋友。”她说，在来之前，她身边的人普遍认为中国人很严肃也很害羞，不愿意与人交流，但事实上她却发现不是……正说着，她的手机又响了，有朋友约她晚上去唱歌。看她忙碌的样子，我也不再多做停留，约好她走前再见面，便就此分手。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简临走前我们竟没有机会再聚一次。她离开的那一天我送她到机场，在安检外与她拥抱告别。这次的拥抱依然如我们初见时那般亲切，却多了一份依依不舍。

　　看着她独自走向安检的背影，我突然想到在来机场的路上她给我看了一封朋友写给她的送别信，请我帮她翻译一下信末两句。我接过一看，赫然是《别董大》的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不知道我蹩脚的英文解释是否足以让她理解这短短两句诗句中所包含的万种豪情，但我相信，千山之外的她日后再读起这两句诗，一定能回忆起在中国留学的美好时光。